1876年，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市杓子冲。作为一名晚清秀才，他拥有较为深厚的文学功底，在诗词创作方面有较多积累。从早期自发探索革命道路，到入党之后积极开展工农运动、培养革命干部，并最终献身苏区，何叔衡革命生涯的每个重要阶段，都始终坚守着对革命“大家”的一片赤诚和个人“小家”的以身作则，并闪耀在其诗词之中。
通俗放贤声。与何叔衡在湖南自修大学共事过的熊瑾玎曾写过一首诗，“新民倡学会，通俗放贤声。阶级成仇憾，船山作斗争”，反映的正是何叔衡早年传播先进思想、鼓励青年追求进步、为革命“大家”积极培养人才的事迹。
1918年4月，为将爱国人士组织起来，更有力地传播新思想，毛泽东、何叔衡等人组建了进步团体——新民学会。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，为更好培养党的青年革命干部，何叔衡等人还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。出身于封建大家庭的夏明翰渴望参加革命，但经常遭到祖父夏时济的阻拦。何叔衡知道后，不仅帮他逃出家门，还推荐他到湖南自修大学学习，并鼓励他抛下顾虑，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。为此，何叔衡还赠诗一首“神州遍地起风雷，投身革命有作为。家法纵严难锁志，天高海阔任鸟飞”。
受此勉励并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，夏明翰提出了入党请求。何叔衡问他为什么入党，夏明翰表示，“我这样做只是为了牺牲一个旧我，迎来一个新我，使自己能够为工农的翻身和人类的解放奋斗终身”。听罢，何叔衡进一步引导他，“一个人如果怀着对个人有什么好处的动机入党，这是对共产党的一种玷污，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奇耻大辱”。深受鼓舞和启发的夏明翰从此走上了为党工作的道路，并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干部。
除此之外，湖南自修大学及其附设补习学校还吸收了杨开慧、姜梦周、毛泽覃、陈赓等学员，为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。这些新生革命力量的涌现不禁令何叔衡感慨，“汇人间群书博览者，何其好也；集天下英才教育之，不亦乐乎”。
平日能谋更善断。在促进革命“大家”发展的过程中，何叔衡还擅于争取个人“小家”在内的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，正如萧三曾评价的，“作事不辞牛荷重，感情一堆烈火腾。平日能谋更善断，赤胆忠心无与伦”。
1921年8月，从上海参加完中共一大的何叔衡回到湖南开展地方建党和工运活动。孙中山正在考虑举行北伐，如果能促成北伐取道湖南，并借助孙中山等人的力量打倒湖南军阀，不失为推进湖南革命发展的一个好办法。因此，何叔衡主动联系何梓林，希望通过他联系上孙中山。
何梓林是何叔衡的堂兄，是何叔衡个人“小家”的一分子。受何叔衡影响，何梓林从少年起就一心报国，并考入军校、进入军队、加入同盟会。在了解到何叔衡的想法及湖南的现状后，他立即促成了何叔衡与孙中山的会面。会面时，何叔衡不仅表达了对北伐的支持，还愿意在湖南开展广泛的宣传和动员工作，为北伐军的到来打好群众基础。何叔衡的谋略和智慧得到了孙中山的肯定。
同时，为实现北伐胜利，何叔衡还鼓励何梓林为民众而战，并赋诗“胸罗紫电，气吐长虹。骑马试剑，自西徂东。其蹄何疾，得意春风。犁庭扫穴，痛饮黄龙”。受到激励的何梓林带着一腔报国热情开始了战斗，但不幸于1922年在福州外围水口与北洋军阀部队激战时，中弹牺牲。作为家属，何叔衡接受了孙中山和廖仲恺为堂兄亲笔书写的挽辞“为国捐躯”“气壮山河”，并表示将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，一如之后廖仲恺被刺身亡时他坚持的，“所悲未竟平生志；奋斗唯期后死人”。
此生合是忘家客。在苏区工作的3年多，是何叔衡生命的最后阶段。其间，他全身心投入苏区的工农检察、内务、审判等工作，为革命“大家”奋斗到最后一刻，用行动为个人“小家”树立榜样。
1931年8月之后，由于上海的斗争形势日益紧张，党决定让何叔衡转移到苏区。临行前，何叔衡找到女儿何实山、何实嗣等人，对他们作最后的叮嘱。何叔衡念起1928年6月他去苏联留学时路过哈尔滨写下的一首诗，“身上征衣杂酒痕，远游无处不消魂。此生合是忘家客，风雨登轮出国门”。这首诗改编自陆游的《剑门道中遇微雨》，表达了诗人从陕西南郑前线被调至四川成都时对国家命运的忧愁。而当时的何叔衡也即将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，但想到国内的家人和时局，他又充满了不舍和担忧，因而不禁与陆游产生共鸣。但比起陆游“此身合是诗人未”的无奈与忧伤，何叔衡对自己“忘家客”身份的选择充满了革命者的坚定和果敢。
而这一选择是何叔衡早已立下的。何叔衡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，父亲和妻子都希望他能够回乡教书，安稳一生。但何叔衡却认为不应只顾个人“小家”的安乐，而应该用行动去改造社会，为革命“大家”奋斗。因此，他在给义子何新九的回信中申明了自己愿意为民族复兴舍弃个人“小家”的想法，“我绝对不是我一家一乡的人，我的人生观，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求善终的；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”。自此之后，何叔衡走出家门，长期为革命奔走，与家人大多时候只通过书信来往。
因此，在难得见面又即将长期分别之际，何叔衡再次向亲人们表明“革命者就是要抱定舍身忘家的决心”，不仅希望得到亲人们的理解，还期盼他们能像自己一样做一个不怕死的党员。临别时分，何叔衡还慰勉两个女儿，“你们将来也会有机会到苏区的，那时我们又会在一起的”。但这一别，却是永诀。
1935年2月，何叔衡在转移过程遭遇敌人重重包围。危急时刻，年事已高的何叔衡不愿连累大家，就对同行的邓子恢说：“子恢，我不能走了，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”，说完便纵身跳下悬崖。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，这位“忘家客”依然在为战友和革命考虑，全不将个人的安危和得失放在心上。他的才华、为人及对革命的一腔赤诚令人敬仰，他的正身、律己及对家人的言传身教令人肃然起敬，正如谢觉哉所称赞的，“叔衡才调质且华”“临危一剑不返顾”。